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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9-11 23:15:17

  原标题:周秉德谈伯父周恩来未曾实现的心愿:写小说 演戏

资料图: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参观访问广东潮州涵碧楼。涵碧楼是周恩来总理在潮汕地区开展革命工作的旧地。 中新社记者 陈启任 摄资料图: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参观访问广东潮州涵碧楼。涵碧楼是周恩来总理在潮汕地区开展革命工作的旧地。 中新社记者 陈启任 摄

  我的伯伯和七妈

  他说,退休后要写一部长篇小说《房》,还要去演觉新,一定会比现在的演员演得好。“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?我就要开创一个!”

  文/周秉德

  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,刚刚小学毕业的我,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,告别了妈妈与弟妹,随爸爸前往北平。  

  我的父亲周恩寿,字同宇。他有两个哥哥,即我的大伯父周恩来,二伯父周恩溥。

  这天,在大伯父的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带领下,我进了中南海。只一小会儿,伯伯就回来了。“大爷好!”我照天津的习惯称呼道。听我叫大爷,旁边的叔叔学了句“大爷”,忍不住笑了。

  “就叫我伯伯吧。”伯伯见我点点头,又说:“你伯母去上海了,过些天才能回来。我工作忙,你的生活就由这里的叔叔们照顾和安排。师大女附中要到9月1日才开学,已经给你报了名。过几天你去考试,录取了,你就可以上学了。你住的是间书房,你可以在那儿多看些书。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。他工作忙,不要去打扰他,行吗?”

  “行!”明明是长辈,却用商量的口吻,让我感到一种自己已经是大人的快乐。

  在丰泽园(这年11月搬进了西花厅),有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,从中间的门进去,西边的一间书房中搭了一张小床给我住。屋里靠西墙、南墙有两排书柜,摆着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。

  我很快适应了在中南海的生活,在北京也有了一个家。

  “亲妈”

  7月7日,我陪伯伯刚吃完晚饭,就听到一声甜美的“爸爸好!”随后,一个身材苗条的漂亮姐姐快步进门,她与伯伯亲热地握手,动作非常自然。

  伯伯拉过漂亮姐姐给我介绍:“秉德,这是维世姐姐,她的爸爸是孙炳文烈士,她是我和你伯母的干女儿。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维世。你们认识一下,这是我弟弟同宇的大女儿秉德。现在住在我们这里,开学就该上中学了。”

  这天晚上,为了纪念抗战12周年暨新政协筹备会召开,天安门广场举行几万人的隆重纪念大会,还放了焰火。伯伯带着维世姐姐和我上了天安门。可是,12岁的我一点不懂大人讲话的内容,只是完全沉浸在突然有了一个漂亮姐姐的兴奋状态中,寸步不离维世姐姐,她走到哪儿,我跟到哪儿。这是伯伯唯一一次带我上天安门。

  伯伯总是夜晚工作,上午只睡上一小会儿就又去外面忙。白天的十多个小时,小院里安静的时间比热闹的时间多得多。我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看书,感到烦闷的时候,常常用双手撑着脑袋望着窗外发呆。

  有一天,我身边忽然响起一个甜甜的声音:“你是周秉德吗?我叫娇娇,就住在那边。”她指着毛主席住的房子,我猜到了,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。“你12岁对吗,我比你大,你叫我娇娇姐姐吧。我们一块出去玩好吗?”

  “太好了,娇娇姐姐!”我开心地叫道。有了游戏的伙伴,而且又是个姐姐,我真是兴奋极了。

  在中南海,我最早认识的小朋友就是娇娇。那时她还没有学名,直到9月1日上学了,毛主席才给她起了“李敏”这个学名。她因为从小跟贺子珍妈妈在苏联长大,前两年刚回到哈尔滨学着说中国话,所以说话总带着点外国腔儿。她性格活泼,爱说话,我们性格相投,一块玩得很开心。

  很快,她带我认识了住得比较近的另外几个小朋友,有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叶燕燕和二娃子(后来的学名叫叶利亚),有阎揆要将军的女儿阎笑武(她当时跟着给朱老总当秘书的姐夫潘开文和姐姐阎笑文住在中南海),都和我年龄相仿。这样,我们这5个小女孩儿成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,总是在一起到南海边玩,或者一起看书、唱歌和聊天。说句心里话,直到这时,我才真正爱上这片中南海。

  不久,江青阿姨带着9岁的李讷从莫斯科回来了。李讷从苏联回国时,带了两辆银白色的儿童自行车,这种颜色和款式的自行车国内还没见过。李讷穿着白底碎花连衣裙,左脚踩稳车蹬,右脚连续蹬地,然后右腿一缩一跨,平稳地骑上自行车,沿着中南海湖边柳荫小道飞奔,花裙随风舞弄,真像一只飞起来的美丽蝴蝶,大家真是羡慕极了!我们几个顿时对别的都失去了兴趣,跃跃欲试,都想学会骑车。

  春藕斋的大厅有时周末举行舞会,但白天经常没有活动,又平坦又宽阔,我们就在这个大厅里学车。很快,大家都能熟练地蹬着自行车在大厅里绕弯。

  8月28日,伯伯带着我到北平的前门火车站去接伯母。此次伯母是受毛主席之命,代表我伯伯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先生来北京共商国是的。那天,火车站里锣鼓喧天,伯伯随毛主席同其他首长们都走上前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。

  成叔叔把我领到伯母面前,还没介绍,伯母两眼一亮,脸上绽开了笑容,亲切地握住我的手,笑着说:“这是秉德吧?”“大娘好!”我脱口而出的还是天津的习惯称呼。“就叫我七妈吧!好吗?”伯母把我揽在身边轻声说。

  结果我听成了“亲妈”,就一直这样喊,弟弟妹妹们也跟着这样称呼。直到后来与伯母通信,伯母在给我的回信中提出:“你这样称呼我当然好,可是你的妈妈会怎么想呢?我以前让你喊我七妈,是因为你伯伯大排行是行七。”我这才弄清。

  在丰泽园的日子里,伯伯总是很忙,所以,教我见到什么人怎么称呼,都是七妈的事。她叫我喊朱总司令“爹爹”,喊他的夫人康克清“康妈妈”,喊刘少奇副主席夫妇“少奇伯伯”“光美阿姨”。以此类推,我对陈毅元帅夫妇也就称“陈毅伯伯”“张茜阿姨”。

  “长兄如父”

  爸爸从华北大学培训出来后分配了工作,在钢铁工业局当了个仓库管理科科长。伯伯专门交待:周同宇的工作安排,职位要低,待遇要少。因此,家里住房极小。按照伯伯的意思,我和弟弟妹妹们都住在中南海,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。从1954年起,伯伯每个月给我们家105元,后来增加到120元(6个孩子每人补贴20元)。几乎每个月都是由我从卫士长成元功叔叔那儿签字领钱。

  随伯伯住进中南海后,我才知道我们周家亲属之多。隔三差五就有人往西花厅自报家门。我伯伯离开淮安老家时才12岁,对许多亲戚都不清楚,常叫我带条子回家问我爸爸。后来,由爸爸一房一房地说,我一笔一笔地记,列出了一张世系表,派上了不少用场。

  父母都有了工作后,爸爸的历史问题却成了我心中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。直到1985年爸爸去世后,我才渐渐了解爸爸脱离革命队伍的经过。

  爸爸1924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,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。1927年,他和一个姑娘谈恋爱,追去了四川。伯伯误认为他“擅离职守”,要对他撤职查办。爸爸年轻气盛,受不得误会,就离开了伯伯,离开了革命队伍,过起了老百姓的日子。他几次想重新接上组织关系,都没有成功,但他一直为地下党工作。

  解放后参加工作后,爸爸因为有严重的胃溃疡,经常请病假。伯伯认为不能拿着全额工资不正常上班,就让爸爸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。提前退休以后,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。当时我已参加工作,每月62块钱,交给妈妈20块。大弟秉钧在当飞行学员。还有四个弟妹在上学,负担很重。

 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,我回到西花厅,工作了一夜的伯伯正好起床,就在客厅里和我聊了起来。他问我,爸爸对退休想得通不,我说爸爸还好,倒是妈妈有些想法,认为四个孩子读书,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。伯伯对妈妈的心情表示十分理解,说她是一位自立自尊的女性。他让我带话给爸妈,下星期天来吃饭,要和他们谈谈心里话。

  “其实,我让你爸爸退休还有一层想法。我们原本兄弟三人,你二伯伯早逝,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。你奶奶去世那年,我9岁,你二伯8岁,你爸爸只有3岁。你奶奶临去世前,握着我的手,喘着粗气,断断续续地叮嘱我:你的两个弟弟还小,答应娘,一定好好照顾他们……我当时泪流满面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只是拼命点头。我答应你奶奶的话,从来也没有忘记。你奶奶去世后,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,还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‘长兄如父’。”伯伯还说,他自己选定了这条路,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,但我爸爸不同,他身体不好,早点退休也能平安地度过下半生,“也算我对你奶奶的承诺有个交代”。

  伯伯说,从现在起,每个月从他工资里拿出200元给我家,多加的钱是给我爸爸买补养品的。我怎么推辞,伯伯都执意要给。这钱一直给到1968年我们6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。

  直到伯伯去世后,从伯伯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,我才知道,伯伯的工资是400.8元,七妈的工资是347.5元。伯伯对我们家的经济补助,占到了他工资收入的很大部分。

  文革中,爸爸又遭遇了更大的打击。1968年,被秘密逮捕。

  文革后,我才从办案的王金岭那里了解到内情。当时,他从野战军调到北京卫戍区,奉命来到谢富治办公室。谢交给他一份文件,他一看,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拘捕令:立即拘捕周同宇。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:其妻:王士琴;三女:周秉德、周秉宜、周秉建;三子:周秉均、周秉华、周秉和。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二十七号。

  谢富治告诉他,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处的案子,江青直送总理处,总理亲自批准办的一个案子。“严格地说,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务事,你要多动脑筋,实事求是,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。”

  之后,傅崇碧司令员又向王金岭具体交办了案子。傅司令员说,周同宇与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一块吃过几次饭,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“聚餐会”,是特务活动。他建议总理,与其让红卫兵乱来,不如由卫戍区出面,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。总理接受了这个建议,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,把“拘留”改为了“拘捕”。因为拘留不能时间太长,而且不能搜查住处,拘捕当然就不同了。傅司令员交待他,一来,这个案子既不能抛开红卫兵,又不能让红卫兵左右局面;二是,拘捕必须绝对保密,以免在社会上传开后,居心不良的人借题发挥,把矛头指向总理。

  如今我回想起来,在那种无法无天的特殊年代,伯伯不仅对自己的亲弟弟采取这样的非常手段,对许多被造反派审查的省、部级高级干部,都亲笔批准卫戍区采用了逮捕的办法(以免落在“群众组织”手上)。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无可奈何的下策,却被事实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下策。

  爸爸的案子后来被移交“刘少奇专案组”,一拖再拖,爸爸被关了整整七年多,直至1975年5月才被释放。1979年,爸爸终于获得平反,恢复名誉。

  “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很清楚”

  爸爸平反时,伯伯已去世3年多了。

  伯伯被确诊膀胱癌的准确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。

  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了解和熟悉我伯伯的坚强,为着伯伯能注意休息和配合药物治疗,他坚持把真实的病情向我伯伯和盘托出:已患膀胱癌。在中央工作了几年的张大夫很有经验,他只字不曾向伯伯提及毛主席的三条批示。(编者注:毛泽东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;对于怎样治疗,他说:“开刀容易扩散,有危险,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,用中药来控制病情。”他还要求“防止扩散,注意营养和休息”。)

  伯伯听完张大夫的话,脸上丝毫看不出慌乱。他平静地让张大夫详细讲述了膀胱癌的发展和治疗方法,就像他平时了解其他领导人的患病情况那样,问得十分细。谈完,他又请张大夫把所谈内容写下来,“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办法”。

  1973年3月2日,伯伯约来叶剑英、张春桥、汪东兴,谈了自己病情的发展及检查治疗的问题。三天后,叶帅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。送走客人后,叶帅对毛主席讲了我伯伯病情的严重,并拿出了装着伯伯血尿的瓶子让他看。毛主席当即批准先检查、后治疗。3月6日,伯伯去“游泳池”开会,会前,又将自己的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报告。

  3月10日,是伯伯从确诊为膀胱癌整整十个月后第一次进行对症检查治疗。

  我永远感激吴阶平、卞志强和张佐良三位大夫,他们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。进手术室时他们已经定下了“攻守同盟”:只要电镜检查时有用激光烧掉癌症原发病灶的可能,不再请示,立即烧。因为治疗癌症,最重要的是抢时间,越早发现,早治疗,效果越好!伯伯确诊膀胱癌已经10个月了,原本发现是最早期,拖到如今,已经是耽误太久,再耽误不起了。

  无影灯下,吴阶平教授从电镜中看清了:总理膀胱内癌症原发病灶只有绿豆大,烧灼方便,也有绝对把握。三人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眼神,吴教授果断拿起激光枪,在电子显微镜下,迅速消灭了伯伯膀胱内的癌症病灶!

  我经常设想,如果不是他们三位医生的无私和对我伯伯的真挚感情,恐怕伯伯的生命是无法再支撑近三年的。

  伯伯十分相信科学,尤其对专家里手的意见,总是十分尊重。医生从来不向伯伯隐瞒病情,所以伯伯给毛主席的报告总是写得十分准确和具体,那种冷静镇定的口吻,仿佛不是在说自己的病情而是说的别人。

  1975年12月,康生病逝。医生和伯伯的卫士张树迎、高振普相约,唯一一次向伯伯隐瞒了真相:他们为伯伯专门印制了《人民日报》的第一版,替代了当天第一版上康生病逝的消息。因为伯伯每天都要看《人民日报》,病情严重时,他总要让值班的张树迎、高振普或张佐良大夫给他念报纸。而伯伯与康生患的同是膀胱癌,伯伯对康生病情的每一步发展可谓了如指掌,大家担心伯伯看了这条消息后产生联想,受到刺激。其实,那天伯伯一直在昏睡,并没有要求读报。

  伯伯去世后,七妈也亲口对我说过:“你伯伯是很坚强的,大无畏的。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。对他的病情分析、医疗报告、治疗方案,向主席报告的病情,他都要亲自过目、修改,才送主席。哪里不确切,他要修改。到(1975年)9月20日手术发现癌症全面转移了,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刺激,才不给他看报告了。”

  1976年1月18日,我和大弟秉钧如约前往西花厅。一进门,七妈就说我们:“怎么还戴着黑纱?纪念没必要通过这种方式,你看我们这里的同志都不戴了。”我们也只好把黑纱取下。

  七妈先是讲了伯父的病情,说从发现癌细胞到去世,大大小小做了十几次手术。1975年9月20日,在膀胱底部又发现了一种新的、更毒的癌细胞,这种癌细胞在2000例病人中才会出现一例。因此,就没有再动手术,病确实是治不好了。“外面有任何传言都不要相信!”七妈这样特意解释,是怕医务人员承担压力。

  然后,七妈又说: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,可以问我。”秉钧是军人,不敢随便乱问。我比较胆大一些,就问道:“伯伯病重时,主席究竟有没有去探望?”

  七妈说:“你们都知道主席和伯伯是多年的战友,对伯伯是多么器重。但是,你们不知道伯伯病重时的样子,而且,主席身体也不好,见了面刺激太大,对两人的心情和身体都没有好处。”

  我又问道:“告别时,江青为何不脱帽?朱老总那么大岁数了,都还敬了个军礼。”

  七妈解释说:“江青同志有病,不方便脱帽吧。”

  伯伯去世时,爸爸却没有能够与他最后诀别。

  当时,爸爸刚获释,但由于没得到最后结论,还是失去与亲哥哥最后诀别的权利,只能在自家设立的灵堂前,面对着哥哥的遗像肝肠寸断,痛哭失声:“哥哥我对不起你,我对不起你! ”

  空前绝后的“牢骚”

  伯伯过世后,我常去看望陪伴七妈。

  有一次,七妈在教育我们要正确对待公平问题时,难得地跟我们说起了她的委屈。她说:“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。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、侄女,名兄的弟弟、弟媳妇,没有沾光,反而处处受限制,是不是感到有点委屈?可你们知道吗?我做了名夫之妻,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。他死后我才知道,人家要提我做副委员长,他坚决反对。后来小平同志告诉我说,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。”

  1988年8月19日下午,七妈又把我找回西花厅后客厅。当着秘书赵炜和卫士高振普的面,让我看了她在1984年改写的遗嘱。她谈起自己现在一身是病,冠心病常发作,植物神经失调,失眠,遇事就紧张,牙痛到不能吃饭,眼睛不好没法看报,小便常失禁。又谈起经济问题,说自己手中从没拿过一元钱,都是秘书、卫士们管。

  “你伯伯在钱上更是不管,偶尔地在散步时问问何谦、成元功他们:我现在有多少钱?他连‘我们’这句话都不说,只说‘我’。他脑子里没有我,大男子主义!可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辈子的事,这是1960年前后的事,此后我向他们交代将我和你伯伯的钱、账分头记,有时到月底他只剩下两毛六分钱!一次他和陈毅自费请《霓红灯下的哨兵》剧组吃饭,只好用我的钱。一入场他就宣布:‘今天请客的是小超!不是我,我已经没钱了!’这样分头记账记了一年。我这个人是不管钱的,今天我也算发发牢骚!我这样发牢骚,不但空前,也要绝后了。”

  说实话,经过十几年的交往和了解,我和许多与伯伯、七妈接触多的叔叔阿姨有同样的感觉:七妈在家庭中更讲原则性,而伯伯与人的心灵更贴近些,更重感情一些。但就我本人来说,我接触七妈的时间比伯伯多得多。因为伯伯更多属于“公家”的、“大家”的。而七妈却要代伯伯具体照顾我们和经常找上门来的周家亲属,对此她从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金钱。

  2015年10月,我随团前往莫斯科,在俄罗斯国家政治档案馆查阅了伯伯和七妈的资料,其中有一篇1940年2月七妈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所写的《关于周恩来同志》,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

  在汇报的最后,七妈谈到了伯伯的长处和缺点。

  她认为,伯伯的长处是:为人和个性真挚谨严,克己自律,有坚定坚决的意志和自信心,对党和阶级忠诚,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军事纪律,保守党的秘密(“例如凡是我不应当知道的事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”)。有组织的才能,有高强的记忆力。不计及危险,不怕困难,不知疲倦,亦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稍有悲观失望的情绪,从来没听他发过牢骚。总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,决然而不徇情的。他的生活和行动,举凡一切,都注意影响。

  而他的缺点,在于工作领导方式,事无巨细,都要亲自去过问,这样是会妨碍一些干部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和发展的。还有,顽强的斗争性有时还不够,理论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不够。

  未曾实现的心愿

  我永远忘不掉伯伯生前说过的一些未曾实现的心愿。

  伯伯曾说过:“巴金写了长篇小说《家》,等我退休后,我要写一篇小说《房》。”我想,以他从小的切身经历,以他的生动的文笔,以他性格的那份执著和毅力,如果他能正常退休,他一定给后世留下这本不敢说一定超过巴金的《家》、但一定会是精彩纷呈的长篇小说《房》。

  我妈妈喜欢收藏东西, 20世纪90年代末期她老人家交给我一些几十年前我写的信件,其中有一封是1957年2月21日我给在无锡疗养的爸爸写的信,白纸黑字,是真实往事的记载。

  信中我告诉爸爸,星期天我和维世姐去看伯伯。伯伯讲起在重庆时与老朋友去吃饭馆的趣事,我们说:你现在在北京就不行了,人这么多!他一听,立刻说:为什么不行?今天我就可以请你们到外边去吃午饭。我们有些不敢,他却说,没什么关系。

  我们商量去个僻静一些的小馆子,就坐车到了东单新开路的“康乐”。但那里已满座,还有人站着等位,我们就出来了。伯伯临时想起东华门的“萃华楼”,说1946年军调三人小组工作时期与马歇尔等到这里吃过一次,去年吴努来也在这里请吃的饭,“我第三次在这儿吃是请你们!”

  我们五个人点了五菜一汤,还有米饭、馒头,一共是十元零二角。伯伯说:这可比重庆时贵,那次六人,六菜一汤有酒,菜还较好,只有三块四角六分。

  这天可真不容易,伯伯说:“今天陪你们玩了三个钟头!”是呀,他很少如此。

  在谈话中,伯伯说起,自己在发奋读《家》,已读了36页了!发奋读才读了36页,大家都笑了。

  伯伯准备先读巴金的原著,再读剧本。他很爱好艺术,与文艺界的很多人都熟悉,对很多剧目都懂得。他看了电影《家》后,说演三少爷的就是过去演连长的,没有生活。他说,我要去演觉新,要比他演得好。这时七妈说:“让周同宇去演觉新才好呢,一定好。”伯伯又说:“以后我要退休了,我就去演戏,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?我就要开创一个!”他说自己演戏还行,还说要向当导演的维世姐学习。

  最后我告诉爸爸,伯伯是很活泼的,现在也仍然注意运动,身体真算健康的。“他的身体好是全国人民、全世界人民的幸福!”

  可惜,用伯伯自己的话说:“‘文化大革命’让我少活10年!”直至去世,他也没能正常退休,没有一个休闲幸福的晚年,当然,也就没有写长篇小说《房》和演戏的机会了。

  (经授权摘编自金城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的《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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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源:黑龙江快三开奖结果  作者: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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